王锐生
不少学者把东亚奇迹归功于儒家文化，比如认为日本的质量管理、终身雇佣制、意见建议制度等，或多或少都与儒家学说中某些伦理道德观念有联系。这种解释未免过于肤浅了。实际上，上述所谓渗透儒家伦理观的经营方式目前已处在变革之中。被称为“日本式经营方式”三大法宝的终身雇佣制、资历工资制和企业社会，已不适应企业的发展。一些拘泥于传统经营方式的企业染上了“大企业病”，生产下降，效益下滑，更多的企业开始采用新的经营方式以求获得新生。
一位新加坡教授很有分寸地指出：“新加坡的成功，儒家思想只是一个因素，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似乎是唯一因素。”“四小龙的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在精神上是儒家的。”
西方有学者在分析亚洲金融风暴时说：“当世界被最高尚的亚洲价值所吸引时，惊人的经济增长掩盖了最糟的东西：裙带关系资本主义。”这种分析是片面的。
尽管文化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但亚洲金融风暴产生的根源主要是经济，而不可能是文化哲学思想。这场以泰铢贬值引发的危机，主要原因是内因，即东亚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而高级货币投机者的投机活动则起了导火线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表明，亚洲价值绝不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西方传媒的指责，目的是为了告诫东亚国家：他们应当继续像几个世纪以来那样依附于西方，继续走向西方商品和金融开放门户的“经济自由”的道路。当然，西方的批评也非全无可取之处，如关于亚洲国家经济和金融不透明性的批评就很值得注意。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个性发展的人。亚洲价值作为寻找自己现代化道路的东亚国家对西方工业文明派生物的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文化抗争，虽然有很多可以肯定的地方，但作为后起国家走向社会现代化的根本价值取向，是有缺陷的，是应当被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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